我差点对 Anne Case 与 Angus Deaton 的《绝望流行病》得出错误结论
我最初几乎误判了“绝望之死”的论证完整性。复核数据后我发现：核心结论大体成立，但跨国比较和部分表述确实需要更多语境。
美国多年来一直在经历“绝望之死（Deaths of despair）”。这是非常悲剧性的现象。这个术语指三类死亡：药物过量、酒精性肝病、自杀。它由 Anne Case 与 Angus Deaton 在 2015 年提出。2020 年 3 月，他们在 Foreign Affairs 发表了另一篇很有洞见的文章《epidemic of despair》。文章叙事直观，数据支持充分，也强化了我此前从 Ray Dalio、Thomas Friedman、Joe Rogan、John Oliver 等处听到的一些判断。
但我读完后总觉得仍缺了几块拼图，不像是完整全貌。比如：
- “美国出生时预期寿命从 2015 到 2017 连续 3 年下降。”
- 我的问题：作者没给出下降幅度，这个结论到底有多大意义？下降到底有多显著？
- “美国可能正在把西方国家带向相反方向……细看数据会发现，美国情况异常黯淡。”
- 我的问题：其他 G7 国家是否真的没有类似趋势？
- “预期寿命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是 25-64 岁中年群体死亡率上升，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意外中毒（几乎都是药物过量）、酒精性肝病和自杀。2017 年药物过量导致 7 万美国人死亡，2000 年以来累计超 70 万。”
- 我的问题：中年死亡率上升是否真是预期寿命下降的主因？
- 作者强调了上述三类“绝望之死”，但 2015-2017 年美国真正“排名靠前”的死因到底是什么？
- 若按比例看，“绝望之死”是否已经是第一大死因？
最初我几乎要下结论：作者没有呈现完整事实。幸运的是，我先看了作者资历，意识到自己应该继续挖数据。后续复核改变了我最初反应。主要数据来源是 US Census Bureau、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（CDC 下属 NCHS）以及 World Bank。我需要用 World Bank 数据，方便做跨国可比。
1. 美国出生时预期寿命在 2015-2017/2018 确实下降，约 2 个月
用 NCHS 数据看，2008-2017 美国出生时预期寿命走势如下。2014-2017 的降幅约 2 个月。
放在长周期里看，这个降幅不小。根据报告《Living Longer: Historical and Projected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, 1960 to 2060》，2017-2060 美国预期寿命预计增加约 7 年，折算年均约 0.16 年（约 2 个月/年）。也就是说，2014-2017 的下滑大致“吃掉了”一年的常态增量。
所以“美国出生时预期寿命从 2015 到 2017 连续下降”这个表述是准确的。
数据来源：NCHS, CDC
2. 2014-2018 年，多个 G7 国家预期寿命走势与美国相近
下一个问题是：2014-2018 的预期寿命下滑是否美国独有？
说明：World Bank 与 NCHS 在美国预期寿命绝对值上有差异，但趋势一致：2014-2015 明显下滑，2016-2017 接近平。
数据来源：World Bank
World Bank 该指标整合了多源数据：联合国人口司、各国统计机构、Eurostat、联合国统计司、美国 Census 国际数据库、太平洋共同体统计项目等。
德国、加拿大、法国、英国、意大利也都出现了类似波动，见下图（可点击放大）：
数据来源：World Bank
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：2014-2018 预期寿命走势并非美国独有。
3. 如果“绝望之死”单列为一类，它会进入美国前十死因
基于 NCHS（CDC）数据，2016 与 2017 年美国主要死因如下：
2017 总死亡 = 2,813,503；2016 总死亡 = 2,744,248（NCHS, CDC）
看到这张表时，你第一反应可能是：如果“绝望之死”这么严重，为何前十中只看到“自杀”且占比不高？前十合计占 2017 年总死亡约 74%。如果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都没进前十，是不是占比其实很小？比如糖尿病和流感死亡都高于自杀，那是不是应优先关注这些？
我起初也这么想。这一点加上前面 G7 趋势比较，让我一度怀疑原文叙事。于是我继续深挖。结果发现：在“事故（非故意伤害）”大类下，有“非故意中毒死亡”（几乎就是药物过量）这个子类。2017 年 非故意中毒死亡 为 64,795。自杀大类下还包含“中毒自杀”，2017 年为 6,554。因此 CDC 报告 2017 年 药物过量死亡超 7 万是合理的。
据此估算，仅“药物过量 + 自杀”在 2017 年就已超过 10 万。再加上酒精性肝病死亡 22,246。如果把“绝望之死”单独列类，它会进入美国前十死因，且高于糖尿病和流感。
4. 美国 25-64 岁中年死亡率在 2015-2018 是否持续上升？
看 2015-2016、2016-2017、2017-2018（最新可得）按年龄组死亡率，图景是混合的。
根据 NCHS： “2015-2016 间，15-24 岁（+7.8%）、25-34 岁（+10.5%）、35-44 岁（+6.7%）、**55-64 岁（+1.0%）**死亡率显著上升。”45-54 岁变化统计上不显著。
把 25-64 各年龄段合并后，2015-2016 总体死亡率确实上升（1576.1 -> 1610.5，约 +2.2%）。
图源：NCHS
再看 NCHS： “2016-2017 间，25-34 岁（+2.9%）、35-44 岁（+1.6%）、85 岁以上（+1.4%）死亡率显著上升；**45-54 岁（-1.0%）**显著下降。”55-64 岁变化统计上不显著。
因此 2016-2017 可以说是 25-54 岁上升，而不是完整 25-64 都上升。
图源：NCHS
根据 NCHS，2017-2018 间，25-34、45-54 死亡率下降： “15-24 岁下降 5.1%，25-34 岁下降 3.0%，45-54 岁下降 1.4%，65-74 岁下降 0.4%；35-44 与 55-64 变化不显著。”
数据来源：NCHS
把 25-64 各年龄段合并后，趋势如下：2017-2018 反而下降。
因此，“预期寿命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25-64 岁中年死亡率上升”这句话并非完全准确。
加入更多数据与语境后，我的结论是：《Epidemic of Despair》的总体叙事大体成立，这对美国确实是严重悲剧。但预期寿命本身是极其复杂的问题，有大量细节和条件，所以某些表述（特别是跨国比较）并不完全严谨。
我也能理解 Anne 与 Angus 为什么省略部分数据：数据放得越全，解释的 caveat 就越多，而 caveat 太多可能会削弱主叙事。
这也再次提醒我：在数据和语境不足时，要克制“快速定论”。假设对方出发点是善意、先给出善意解释，往往更重要。复杂问题通常需要细致叙事，而“简化表达”本身就是一场平衡。
